1.西学东渐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统治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风雨飘摇。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西方的商品和文化思想,特别是西方的先进军事科技知识更是震醒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这批睁眼看世界的国人开始充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大力提倡西学,在清朝的政治格局中形成了洋务派和维新派。洋务派和维新派对西学的了解和接受是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层面,由西学到西艺再到西制。洋务派代表之一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日多,国势日盛;非育才不能图存, 非兴学不能育才” 。洋务派还认为靖内患,御外辱,非讲求兵制不可,“整顿陆营则内患不作, 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为培养人才,发展军事,洋务派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可以绕过科举制,直接授予官职,这就把传统教育相沿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洋务教育对西学的宣传,开启了维新改良之门。1898 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力陈“非立即变法不足以救中国”,设立京师大学堂,主张在各地普遍设立新式学堂。新式学堂的设立,加速了西学的传播,以八股文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日益显示其腐朽落后的一面,在以培育实用性人才的新式学堂面前不断后退让路。
2.科举制度自身日趋保守
由于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导向功能,因而很快为统治者所利用,从唐到明、清两代封建社会末期,保守性进一步凸显。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知识分子和思想领域的控制不断加强,对科举考试的限制越来越多, 招贤纳士的初衷完全变了味。康有为在《戊戌奏折》谈到科举时说“且凡法虽美,经久必弊。”。科举考试从科目、内容、标准到形式日渐变得单一化,走进了狭隘的死胡同。明初已明确规定,考试从《四书集注》、《五经集注》中出题,答题必须严格以理学家朱熹等注释为标准,不容杜撰,不容考生个人发挥,必须代圣人立言,答题形式必须采用八股文体。这样一来, 科举考试在科目上,从多科变成了单科,限制了士子的个性和特长;在内容上,锁定在儒家经典之中,遮蔽了士子的视野;在注释上, 唯认朱子一家,禁锢了士子的思想;在形式上,八股的固定化、程式化,让士子们变成了答题的机器。至此,原本较为先进的科举制度变得越来越僵化,并陷人恶性循环之中。
3.科举制的公平性、平等性受到冲击
科举制度的生命力是其公平性,但到清朝中后期,其公平性已逐渐丧失。首先,科场舞弊日盛。清承明制,法久弊生,传递、顶替、拖签、关节、漏泄命题、偷打红号作弊手段多样,防不胜防。到清末,科场舞弊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其次,科举阅卷超负荷,使公平蒙上阴影。由于应试者众多,试官阅卷匆遽,很难按实品评。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曾上②①
①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国近代史教育资料》[ C]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47.
②陈学询.《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2001:102。
书:窃查江南为人渊薮,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检阅八百余卷,乃至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入内帘。似比较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再次,捐纳成灾。清末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为筹措饷银,清政府恩荫特权、捐纳制泛滥,甚至出现了无官不捐纳,无人不能捐纳的卖官鬻爵之风,这使科举仅有的一点公平性也荡然无存。上述诸因导致科举取士公平择优尽失,使科举制最终走向覆灭。
4.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
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看,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其停废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 年间,中国的儒家文化或儒教文明是以科举制作为制度支撑的。近代以来,西方海洋文明的代表基督教文明要想真正渗透到中国,势必与大河文明的代表儒教文明发生冲突,而对广大中国士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科举制,是传播基督教的最大障碍。在清末批判科举制的浪潮中,一些来华传教士也发出改革科举的呼声,其中有的是出于好意,有的则动机可疑。当强势的西方文明借助军事力量东渐之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显得文弱无助。当科举制承载并以之为动力的儒家文明遭遇西方列强的冲击之后,科举制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急剧变化,科举制的废除已成为必然趋势。在张之洞等人一再要求废科举兴学堂的情况下, 清政府不得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诏停废科举。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便指出:“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黄河文明孕育的古老的科举制度,就像一艘行驶在大河中的古老大船,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突然驶入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大海中,遭遇大风大浪,终遭灭顶之灾。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思想文化的进步,近代化进程的加深.